挑战核心区美洲的分离

1815年维也纳体系建立前后，全球文明的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西方文明已出现了自“战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过渡的明显迹象。它已成功地影响了如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等体系，并在悄悄地渗透中华社会。一个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雏形形成了，这是以经济分工为标志的：欧洲作为核心地区是经济活动的中枢，向它的边缘地区提供资本、技术、工业制品等等；边缘地区亚洲、非洲、美洲则提供人力、生产原料。

美国独立前的三百余年里，美洲殖民地不过是西欧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区。这个殖民地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广泛的市场。在美洲有两种生产有力支持了欧洲的经济飞跃：一是种植园，先生产大量的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咖啡、棉花及其他产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同时必须输入大批劳动力。二是矿业，主要是金银。金银流入欧洲为其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洲、非洲、欧洲之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三角贸易：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运到欧洲，非洲的奴隶运到美洲，欧洲的酒、布匹、枪炮及其他工业制成品运往美洲。

显而易见，这个时期具有全球性质的大西洋贸易中，美洲和非洲处于从属地位，从边缘区提供一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只不过是一种经济附庸而已；而欧洲则处于支配地位，它生产的是工业品，边缘区不过是它的市场罢了。

然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显然会导致全球性的不平衡，因为它将弱者和强者都纳入一体。由于处于核心区的欧洲具有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它们定下了贸易的各种规章。工业革命后，它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边缘区弱的经济区的利益身不由己地屈从于它的利益。因此，在边缘地区，经济虽然在增长，但社会并没有发展──因为它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外国资本和国外市场而非由于本地的需求。这种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它是一种纵向经济联系──即与各个宗主国中心之间的经济的联系，而非横向经济联系──即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双方或多方的联系”。纵向经济关系导致单一型经济，主要生产供出口的矿产品和农产品，注定不能促成全面整体的经济发展，并且决定了这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依附于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就是典型的例子。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发展，只有经济生活中非由外力强加的，而是依靠来自内在的主动性产生的那种变化，才算发展……倘若经济是被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前进……经济便不断使自己适应外部变化，那就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并扩散至其他欧洲国家标志着西欧核心区与美洲边缘区的贸易品种发展了根本变化：美洲白银已日见稀少──白银时代结束了，单一的种植园成为美洲的主要经济。这种经济的依附关系不可避免折射到政治领域：由于欧洲市场对种植园产品的持续需求，奴隶制在南北美变得根深蒂固。由于无论在矿场还是在种植园，他们的劳动是被强迫的，工资价格很低──边缘区美洲的居民购买力极低。本地的工业不可能发展，外国资本便用来为满足世界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提供资金。这就需要修建交通设施和以出口原料为目的的其他设施。利润自然全部流到宗主国。宗主国利用这些利润促进已发展了的本土经济，边缘地区则缺乏刺激工业化的资本而长期欠发达，长期处于附庸地位。

欧洲是靠着农业革命引发商业革命继而完成工业化的──依靠内部经济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商业革命的资本积累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工业革命意味着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被工业资本主义取代──这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核心区国家在其体系内或体系外都开始了为“自由贸易”呐喊。不仅仅是为其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找到市场，也借用这一貌似合理的经济政策叩开了其他文明体系的大门，如果这些文明体系拒绝开放则必须接受铁舰快炮的考验。

宗主国是反对殖民地发展工业的，这使得双方长期不和。拉丁美洲尚能得过且过，因为它的劳动力和资源较北美要丰富得多，即便仅仅出口原料也行。但北美洲就不同了。北美洲本地的印第安人为数并不多，资源也欠丰富，因此大批欧洲人移民来此地后自己动手拓荒，发展生产，而不像西属美洲只有少数欧洲人且是贵族阶层。来到北美的英国人，也带来了母国的代议制，他们与当地的管理者有谈判余地。北美人还是早期奴隶贸易的参与者，在这一行进中，本地的多种多样的经济形成了，他们的产品可以与宗主国进行竞争，这引起了宗主国英国的嫉妒与不满。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财政亏空达1．4亿英镑。一系列的法令如“印花税”、“糖税法”等被推出，引起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反抗。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1783年，英国在巴黎条约中，被迫承认美利坚的成立。

拿破仑的掌权以及在1810年对西班牙的占领，为西属美洲的独立提供了良机和动力。在玻利瓦尔的领导下，从委内瑞拉、厄尔瓦多到南部的秘鲁都爆发了独立运动。到1819年，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获得了独立。

至此，从北美到南美，这些原来的欧洲殖民地，已成了西欧核心区的挑战者，这似乎是一次结束欧洲殖民时代的机会。然而历史却并未如此书写，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欧洲社会继续上升的又一部发动机。它使得欧洲社会可以用新的经济方式影响控制它本已脆弱了的殖民体系，并且在失去美洲之后，又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了更合适的经济甚至是政治附庸，比如在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地。更何况，除了北美走向了依靠内部力量通过发展本国经济推进工业化的道路以外，其他地区尤其是拉美地区，仍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拉美的政治独立与北美独立有本质的不同，它没有因此发生全面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借政治革命的余波，推动本国的工业化以及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拉美成了经济落后、政治动荡的代名词，政变不断发生，军人轮流上台执政，经济成为外国资本和本国权贵的宰割物。

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指出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所有殖民地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的可变因素，在于殖民地提供宗主国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可供利用程度。这种可供利用的因素具备得越多，开发利用的程度越高，那么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的程度也愈大”。在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仅仅对美洲殖民地的金银有兴趣，而极为反感并压制当地发展手工业等等，这成为拉美经济长期萎靡的历史症结之一。

北美成为美洲的核心区关键在于它有多样的经济，通过独立革命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北美是英、法的殖民地。它的劳动力（印第安人）及资源逊于南美洲，但在竞跑中它走在了前面，更超过了欧洲走在世界的前面。拉美也逐渐成了北美经济的附庸。